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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国主权货币充当储备货币存在三大风险

发布时间:2021-01-25 10:13:50 阅读: 来源:车壳厂家

他国主权货币充当储备货币存在三大风险

货币作为一种资源,与其他资源一样,都面临合理配置问题。将一种他国的主权货币作为自己国家的储备货币,既解决了本国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用于交易的货币支付问题,又带来了由储备货币发行国参与本国资源配置的风险问题,这就是利用他国的主权货币充当自己国家的储备货币不得不面对的客观现实。中国作为一个风险承受国,尤其是作为一个风险承受大国,有必要对这种风险作出客观分析。  通货膨胀风险   现代经济条件下任何货币都会发生可测性贬值与不可测性贬值。可测性贬值是指统计意义上可以计量的、即许多国家每年公布的通货膨胀指数;不可测性贬值是指不可计量的,即货币的币值具有像水一样会自然蒸发而流失缩水的特征。当货币走上了由金属货币演变为信用货币的不归路以后,货币就再也不能够像金属货币时期那样具有稳定的内在价值。货币价值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就成了货币的一对孽生,而货币一定程度上的内含泡沫就是货币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共同发生作用的复杂表现。  当今世界充当储备货币的最大主权货币——美元,其币值也具有像水一样会自然蒸发随岁月流逝缩水的特征。例如,1973年-2009年,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年均约为6.5%,而美元贬值则从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制崩溃时每盎司黄金价格为42.22美元增长到2009年9月的突破1000美元。期间,美元对黄金贬值95.77%,或者说美元对黄金通货膨胀2268.54%,年均美元对黄金贬值8.42%,年均美元对黄金通货膨胀9.2%;同一期间,美国劳工部劳动统计局公布的美国通货膨胀率为487.22%,年均通货膨胀为4.5%。可见,信用货币币值的不可测性贬值是自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制崩溃以后世界各国货币制度区别于之前的银本位制、金本位制、金汇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货币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今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世界各国货币制度不可逆转的一个重要特征。  当储备货币国家持有他国主权货币时,就不可避免地要承受这种主权货币实际利率为负或因其自然贬值的隐性特征所造成的损失,这就是主权货币充当储备货币的通货膨胀风险。当今,我国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2008年我国拥有外汇储备1.95万亿美元;同年,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是1.92%,通货膨胀率是3.8%,按照名义利率扣除通货膨胀率为实际利率-1.88%来计算,相当于我国外汇储备2008年缩水366.6亿美元,或者说充当我国外汇储备的主权货币国家2008年把366.6亿美元的货币贬值的损失转嫁给了我国。另外,货币的不可测性贬值比货币的可测性贬值缩水更甚。如果把货币贬值的隐性特征考虑进去,或者再把时间的因素考虑进去,那么,我国外汇储备受主权货币贬值影响造成的实质损失将会更大。  外汇风险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汇率的波动。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波动是一种常态现象。微观层面的汇率风险主要取决于微观主体创汇、结汇、购汇以及持汇成本的高低。对于汇率风险的规避,微观主体可以通过套期保值、掉期交易、远期交易甚至套汇交易或投机炒作等多种方式进行;宏观层面的汇率风险主要在于一个国家外汇储备受汇率波动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外汇储备国家是否带来损失。宏观层面的风险规避不可能像微观主体那样通过上述方法解决。而当一个国家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或储备货币的汇率在频繁波动时,如果国家也像微观主体一样在外汇市场上用买卖不同外汇方式来规避风险,追求增值获取收益,那么这个国家无疑将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炒家,其行为实际上与微观主体行为无异。所以,国家投资要考虑长期利益,对外汇储备的要求首先是安全,其次是流动,第三是保值增值。如果国家能够在外汇市场上赚取套汇收益,那也只能是在政府设立的专业性投资公司管理的外汇资产范围内进行。  其实,就两种层面的汇率风险而言,由于风险规避的方式不一样,对风险的认识理应也不一样。从国家宏观层面上讲,由于“外汇储备是否损失取决于外汇储备的实际购买力是否下降”,因此,如果储备货币发行国国内没有发生通货膨胀,即外汇储备在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实际购买力没有下降,那么本币升值外币贬值的结果实质上就是一种“国内利益再分配”,即国内微观主体之间创汇成本的降低。  主权货币充当储备货币的汇率风险更多源于通货膨胀风险。其实,就本国货币升值导致的外汇储备缩水问题,可以分为“计价缩水”与“购买力缩水”。所谓“计价缩水”主要是相对汇率而言的,是指用同等数额的外国货币今天所能购买到的本国货币数量比过去减少导致的缩水。这种缩水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观念购买力缩水”,它是账面缩水,是外汇储备的“浮亏”。由于“浮亏”是在不断地随汇率波动而变化,因此,国家很难通过短期频繁地炒作外汇来规避这个浮亏。而国家要做的只能是“在确定储备货币结构时,坚持以长期、战略的眼光,综合考虑国家国际收支结构和对外支付需要、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发展趋势、主要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市场潜力等多种因素来保障外汇储备资产的总体安全”。  同理,本币对外币升值也可以表现为账面升值。如人民币升值了,用美元折算中国的GDP以及中国人均GDP就会增多,但人民币升值并没有给每个中国人带来收益,而只是对部分行业如进口、出境旅游等带来收益。因此,人民币升值如果不发生实际兑换,用美元折算的中国GDP以及中国人均GDP的增多,就只能是一种“浮盈”,是一种账面计值统计。所谓“购买力缩水”主要是相对商品而言的,是指同等数额的外国货币今天在美国或国际市场上的实际购买力比过去下降导致的缩水,由于这种缩水是通货膨胀导致的缩水,因此,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现实购买力缩水”。“现实购买力缩水”不仅表现为账面缩水,而且表现为外汇储备的“实亏”。“实亏”导致了储备货币国家经济利益向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单方面转移。当然,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的本国货币升值,才构成主权货币充当储备货币的汇率风险,而这种风险对于储备货币国家来说是极其不利的。  铸币税流失风险   铸币税是指拥有货币发行权的主体通过发行货币所获得的收益,是发行本币所具有的购买力减去铸币费用后的差额,形成政府的收入。铸币税流失是储备货币国家外汇需求的必然结果。在日益频繁的国际经济交往中,任何一个弱势货币国家都存在对强势国家货币的需求,这样客观上也就造成了弱势货币国家必须通过贸易顺差等方式来积累储备强势国家的货币,于是,储备货币发行国获得储备货币国家铸币税也就成了当今世界国际经济交往的一种必然。  不仅如此,储备货币发行国还可以通过转账货币的方式从储备货币国家获得铸币税收益。例如,通过金融机构开出的支票、汇票、本票等有价证券把储备货币国家的铸币税转移到本国来,这些无疑都会加大储备货币发行国从储备货币国家获得的铸币税收益。  除此之外,储备货币在境外的“沉淀结存”也可以为储备货币发行国带来铸币税收益。“沉淀结存”就是指境外市场总有一个货币余额——即市场流通最低需要的部分——会在境外市场“滞留”而不会流回储备货币发行国用于商品购买。也就是说,只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不会改变,其货币在境外就总会有一个最低的稳定值为储备货币国家所持有,而这个最低的稳定值就是储备货币发行国的铸币税收益。  当今,美元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储备货币。美元凭借其特殊的经济地位以及美国经济规模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以自身的强势货币优势向若干国家渗透并部分或全部地排挤他国的弱势货币,从而得到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巨额的铸币税收益。美元既是国际间主要的计价结算手段,又是主要的国际储备手段,许多国家都持有大量美元。据统计,在全球流通的美元现金中,约有70%以上的美元现金是在美国之外的国家流通,其数量高达4万亿美元以上,再加上各国的美元原始存款,还有巨额的从美国支付的转账货币,各国被美国无偿拿走的财富数额就大得惊人,据说有30万亿美元以上。2008年,美元在世界外汇储备资产中占64%,可见美国之外的国家为了得到以美元表示的储备货币而近乎大量地、无偿地为美国提供了巨量的商品和劳务。  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性是复杂的,其影响是不均衡的,而主权货币充当储备货币正是这种复杂性和不均衡的集中体现。因此,为了消除上述由于国际间相互依存度增加带来的负面影响,改变经济资源在国家间配置的不合理状况,就必须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建立国际金融的新秩序。  就中国情况而言,目前,由于中国的外汇储备过于充裕,因此,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应加大外汇储备的消化力度,尽量减少由于外汇储备过多而给国家带来的风险。  首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持有外汇储备:第一,偿付外债。我国外债余额大概是5000多亿美元,其中短期外债3700亿美元,即使对外债保持100%的偿债准备,5000多亿美元足矣;第二,应对进口。按惯例一般保持相当于3个月进口额的储备。考虑到政策调整和突发事件等因素,再宽算3个月进口额,则约需6000亿美元;第三,支付外资收益。外商投资是1万多亿美元,利润按10%汇出境外,则约需1000亿美元。综合起来,中国保持8000亿到1.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即可。  其次,将过多的外汇储备进行分流。截至2011年6月末,中国拥有外汇储备为3.1975万亿美元,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将过多的外汇储备进行分流:第一,补充国有资本。借鉴国有银行改革经验,以一定量的外储注入一些关键行业和企业;第二,购买战略资源。以一定量外储购买战略性资源;第三,扩大海外投资。以一定量的外储增加在国际组织的份额或用于海外商业性投资;第四,购买外国债券。以一定量外储购买外债,既可外流美元,也能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第五,鼓励民间持汇。建议国家财政以外汇转移支付方式,解决国内住房、教育、养老等民生领域欠账问题。  再次,由于中国的外汇储备需求锐减,使得原有的出口生产能力势必转为内需生产能力,因此,如何解决内需问题就成了解决诸多问题的关键。在扩大内需中,应把扩大非生产性投资作为解决内需不足的重中之重,着力提高非生产性投资的占比,因为只有非生产性投资增长了,才能有长期公共消费能力的提高,才能为扩大消费需求、优化消费结构和提高消费水平创造更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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