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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万里与边涛爱情5个子女资料照片

发布时间:2021-01-20 04:15:20 阅读: 来源:车壳厂家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万里同志,于7月15日12点55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万里同志是有功的。

除此外,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和闯将,在其百年生涯中,还被赋予很多很高的评价:“新中国城建的开拓者”、“包产到户,万里第一”、“安全正点万里行”,“解决难题的能手”,当这些评语再映入眼帘,仍能感知到万里一生做过和经历过的实事震撼人心。

1.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两次斗争

“万里认为,在铁道部和安徽经历的是一生中两次最惊心动魄的斗争。他曾跟大儿子万伯翱说过,老大,你不是喜欢写剧本嘛,这就是一出戏啊。”

安全正点万里行

1975年1月18日,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59岁的万里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整顿当时国民经济最薄弱的首要环节。此时,他已是一个有着39年党龄的共产党人,也是在"文革"中几经沉浮的老干部了,此刻临危受命,他面对的是比战场和工地更为复杂的局面,因为这是一个"呼吸立成祸福、喜怒邃变炎凉"的特殊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正在危及着党的事业和经济工作。而此时的中国铁路,正处在半瘫痪的状态,党性丧失,派性作祟;指挥不动,调度不灵。号称是大动脉,却不通不畅,恶果已经波及整个国民经济。

第三任铁道部长万里(资料图)

万里不自觉中又一次站在了风口浪尖上。

面对危局,万里没有让党中央失望,他以一个政治家的敏锐,牢牢地抓住问题的核心,他认为:派性问题是政治问题,不解决派性斗争,铁路复兴无望。很快,在他的主持下,中发(1975)9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经毛主席审阅后,下发实行。

随后,万里携令出京,他以政治家的魄力和果敢,一战徐州,再战郑州,三战兰州,用霹雳手段,果断清剿各种派性力量,拨乱反正,迅速打通陇海、京广、兰新等铁路枢纽。万里提出了“四通八达,多装快跑,安全正点”的口号,人们估计要3年才能整顿好的目标,他力排“四人帮”的干扰,用半年时间就实现了。半年过后,铁路正点率大幅上升,秩序逐步恢复正常,正像毛主席评价万里的一样,铁路开始"日行万里",成为邓小平治理整顿的"开路先锋"。而万里作为党内一位杰出政治家的形象业已深入人心。

可是不久,随着邓小平的又一次下台,万里再次受到冲击,被剥夺了领导权,被批斗和气得患了重病,住进了北京医院。

安徽改革岁月

1977年夏,被解放出来的万里被分配到湖北省工作。临行前他去看望邓小平,邓小平这时处于半解放状态,已经可以自由行动,尚未公开露面。听万里说要去湖北,他迟疑了一下说:“你不要着急走,再等一两天。”邓去向当时中央的领导人建议,安徽这个“老大难”要有个得力的干部去。于是,万里就转而去了安徽。

1977年6月,万里被任命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开始主政安徽。他一头扎进基层,半年走了3000里路。万伯翱说:“父亲到了基层,对当地穷的程度大吃一惊,他看到农民没裤子穿,孩子都藏在地锅里取暖,临近年关,却为没有一两白面,吃不上饺子而发愁。父亲讲,《白毛女》里的杨白劳穷成那样,过年了也要给喜儿扎根红头绳,也要吃顿饺子呀!他马上命令农业部门开仓放粮,给每户农民5斤面过年。”

万里调研从来都是轻车简从,身边只有一两个工作人员,车一停,自己就下去走。公社干部照着稿子念,万里一把夺过稿子,不听他们讲形式主义那一套,自己直接到农民家里去看。3个月后,安徽省委出台了农村工作六条(草案),简称“省委六条”。

许多农民特别是干部开始疑惑很大:六条说“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那么,“阶级斗争”这个“纲”还要不要呢?不是“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吗?反响最大、争议也最多的是关于联产计酬的问题。“省委六条”吸收有些地方群众的创造,允许生产队下分作业组,以组包产,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广大农民认为“大锅饭”变小了,手脚也松了绑,对此特别高兴。而一些思想保守的领导干部和想多吃多占的基层干部则强烈反对。

邓小平和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在黄山

万伯翱说:“要不是对农民感情深,父亲绝不会冒这个风险。1977年还在提倡‘农业学大寨’,父亲却想,现在是百年不遇的大旱饥荒,农民没饭吃,这个大寨学不起啊。他对‘农业学大寨’的会议淡然处之,对极‘左’的形式主义那一套深恶痛绝。”会议要求各省第一书记参加,但万里就是不去,叫下属去,万里还交代:“你去只带着耳朵,什么话也不要讲,回来也不要传达,回来就抗灾、救命。”

不久,全国各地对安徽的批评声此起彼伏,有人说:“干部不是挂羊头卖狗肉,不是嘴上说社会主义,实际干资本主义,不管什么积极性都去鼓励,都去提倡”。也有人告诉万里,一场大论战就要开始了,来势很凶,你可要小心点儿!“当时真的是谈‘包’色变,群众拿着报纸来找父亲,问他还坚不坚持包产到户。父亲坦然处之,只要群众吃饱饭,挨批斗就挨批斗吧。安徽被斗了两年多,斗得不可开交,最终是邓小平力排众议,才帮助父亲完成了改革。”万伯翱回忆,“当时父亲还跟母亲说,做好准备再次被打倒,乌纱帽不要了。可奇迹出现了,百年大旱之后第二年出现了丰收。小岗村农民利益和力量的结合,效果巨大。”

在万里的强力推进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一夜之间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广,有民谣称“要吃米,找万里”。后来,这个曾经微不足道的小村庄成了中国农业改革开放的一个符号。现在被称为“农业改革开放第一村”。

2.新中国城建的开拓者

1958年3月,万里调北京市工作,先后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要建设一批“国庆工程”,包括“十大建筑”:即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北京火车站、北京农业展览馆、北京华侨大厦、钓鱼台国宾馆、工人体育场。这些重点工程,由总理周恩来领导,万里具体负责。

1958年9月8日,万里出席北京市国庆工程动员大会。他要求“设计、施工质量,到世纪末以至下个世纪都用得上看得过。一定要超过过去,超过我们的老祖宗,做出无愧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好的设计来。”会后,根据中央指示,北京市委向各地建筑专家发出邀请信,请他们进京共同研究设计“十大建筑”。

到9月10日,分散在各地的建筑专家已齐聚北京。北京市委要求专家在5天内拿出第一稿设计方案。9月15日如期完成。到10月中旬已完成8套设计方案,送周恩来审定。周恩来最后确定了第8套方案,并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10月底国庆建筑工程陆续开工。

万里指挥修建的十大建筑之一——人民大会堂

万里将全部精力集中在国庆工程上。根据周恩来提出的“国庆工程,必须贯彻实用、经济和在可能情况下注意美观的原则,尤其是安全问题必须切实做好。大会堂的安全问题十分重要,它的寿命要比故宫和中山堂长,起码不应少于300年”的指示,万里组织成立了大会堂结构安全小组,专门负责监督、检查结构安全工作。

经过10个月的艰苦奋战,1959年9月10日,人民大会堂正式竣工并交付使用。与此同时,其他几项“国庆工程”也陆续建成。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竣工的前一天,毛泽东视察了人民大会堂,当他看到只用10个月13天就完成了比故宫总建筑面积还大的工程,而故宫花了10多年才初步建成时,毛泽东称赞万里:“你是万里嘛!别人是日行千里,而你是日行万里。”1994年3月29日,在《万里论城市建设》一书出版之际,李瑞环为此书作序,称赞“万里同志是新中国城市建设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导者”。

3.元老们的故事

万里与邓小平

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曾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一书中写道:“万里同志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如果说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话,那么,他就是高级工程师之一。”

习仲勋和廖承志(中)、万里在一起

谈起父亲和邓小平的情感,万伯翱告诉记者:“父亲从入党开始,便长期追随邓小平,成为邓的得力干将。父亲跟邓小平一起工作学到了很多东西:果断、坚定、看事物的敏锐眼光、处理事务的辩证方法等等;而邓小平之所以信任父亲,也因为危急时刻,父亲都能够扛得住,出色完成任务。”

1949年,万里随刘邓大军南下,迅速有效地给刘邓大军组织筹备了大量军需。新中国成立后,万里一直跟着周恩来、邓小平搞经济建设。邓小平任政务院副总理,万里当第一任城建部长,1958年组织搞“首都十大建筑”;邓小平“三下三上”,有两次是万里与他风雨同舟同下同上的。

万里与习仲勋

在叶匡政著的《大往事》一书中提到,“我第一次见到耀邦同志时,他从资历、经验、工作能力、水平、威信等几方面称赞了仲勋同志,而叶帅则是坚决支持仲勋出来工作。在小平同志和仲勋谈话之后,中央决定派仲勋同志去广东工作,“把守南大门”(耀邦同志原话)。”“仲勋恢复工作后,在万里邀请下随广东省黄静波副省长去安徽取经,学习农村经济政策。当万里谈到仲勋在广东面临的形势时,十分关切。尤其是当他得知仲勋随行没有带一名干部的时候,急得拍了大腿。”

据万里的儿子万伯翱回忆,“2002年春节老爷子最后一次去广东,有点英雄暮年的意味,他说我来跟广东人民告别。整个春节只专程看望了两个人,一个是习仲勋,当时习伯伯已经病得很严重了,过春节早早穿好了红色的衣服,白色的衬衫,等待着父亲,他们激动地拥抱了。老爷子说他来看他的老伙计了,一定要保重身体。习仲勋纠正他,什么老伙计,老战友了!两人谈笑甚欢。另外一个就是在李长春的陪同下去看了任仲夷,他们也是老相识了。”

4.万里与家人

万里不平凡的感情世界

万里的情感与家庭生活,外界鲜有人知。1937年10月,东平县第一个县级党组织———东平县工委在万里家成立,他担任书记。次年8月,东平县陷落,万里先后调任泰西特委、鲁西区党委宣传部长,尔后又担任了运西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他不仅表现出职业革命家超人的才能和胆略,而且吹拉弹唱写样样都会,是冀鲁豫边区三大才子之一。就在这时,万里结识了边涛,并产生了深深的爱情。

边涛当时不满20岁,是一个出身贫苦家庭的知识分子。她从小深受鲁迅著作的影响,走上革命道路,是冀鲁豫边区的“三大美人”之一。万里和边涛的志同道合,在党内被传为佳话。1940年8月18日,他俩在抗日游击战争最残酷的“反扫荡”中结为连理。在10年艰苦卓绝的战火硝烟中,边涛与万里一起出生入死,感情更深挚,先后生下了万伯翱等5个子女。

万里和家人。自左至右:万里、孙女万宝宝、儿子万季飞、夫人边涛、儿媳。

万里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职位上退下来后,与夫人边涛的晚年情爱更加深挚。边涛晚年行走不便,有些老年痴呆症。当年,是边涛对万里照顾得精心有加,如今是万里对边涛无微不至地照顾。

然而,2003年10月19日上午9点55分,边涛在家里病情突发逝世!87岁的万里难抑悲情,趴在老伴的遗体上放声恸哭:“你走了,我怎么办呀?”闻讯赶到的李瑞环看到这一幕也不禁泪流不止。

边涛离去后,万里每天都放边涛生前喜爱的音乐———《五月的鲜花》。而她的房间,至今丝毫没有改变,床边摆放着鲜花,床头挂着她的遗像,房间里挂满了她和家人的照片。在她生前,家里吃饭的桌子是一个直径1.6米的圆桌,来人时就搭成径长2米的大圆桌;在她去世后至今,家里再也没有换过大桌子;她吃饭的位置至今没有动过,万里和孩子们在饭桌前一直留着她坐过的扶手椅,桌上摆放着她的餐盘碗筷,日日如此,餐餐如此。

万里和边涛的5个子女

在万里和边涛的熏陶下,万伯翱5兄妹在苦难中成长。三子万季飞成为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长子万伯翱则长期在体育宣传界担任重要工作,业余时间创作出版了《三十春秋》《四十春秋》《五十春秋》等文学专著和电影剧本《三个少女》、电视文学剧本《十三妹除暴》《少林将军》等,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主持过《中国体育》《运动与休闲》《车王》3本杂志的工作;后来,他先后任国家体委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主任、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其他3个儿女也在各自的岗位上,以一颗平常心努力工作。儿女们引以为豪的是,他们不以父亲的职位谋私利,靠着自己的奋发而一步一个脚印地成熟起来。

“一遇动摇,立即坚持”

1962年秋日的一个傍晚,北京东城区演乐胡同一个小四合院,万里的家中,聚齐了全家老小八口人。气氛显得颇为严肃,每个人都沉着脸,万里七十多岁的老母亲还时不时发出抽泣声。

万里说,自己的孩子,不是我不爱,爱孩子,要看怎么一个爱法,怎么对待。长期生活在暖房里是一种爱,放在农村去锻炼也是一种爱,为此,我决定让老大到最艰苦的农村去,到农业第一线去,到生活的激流中去。

奶奶和弟妹们都哭了,奶奶说给他多带点钱和生活上用的东西。万里说,不要,什么也不要给他带,一毛钱也不要给他,就是要他自力更生。今后家里不会给他寄钱。

1991年12月,祖孙三代在中南海家中欢聚,共庆万里75岁寿辰。

万伯翱出发时,妈妈边涛给他带了三样东西——一件是万里在抗日战争时期部队发的一床缝了又缝、补了又补的旧被子,一件是万里穿了多年的灰棉袄。而万里则送给万伯翱两本书和一个笔记本。一本是《论共产党员修养》,一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不爱题字的万里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写着:“一遇困难、立即坚持。”

“我们家多一个非党群众也好”

万里的女儿淑鹏大学毕业后,在北京某单位工作。她工作努力,认真负责,颇得领导赏识。单位领导想培养她入党。可能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创伤太深,她对政治不感兴趣,表现虽好,但也没有申请入党。有一次,单位领导进行家访拜会万里,他们对万里说:“小万在单位表现不错,虽然还没有写入党申请书,但我们想将她作为发展对象培养她,让她早日入党。”

万里听后,很平静地对他们说:“不要培养,我们家多一个非党群众也好嘛!”

淑鹏后来问过父亲,怎么从来不问她关于入党的事。万里对她说:“参加革命入党要靠自觉,我问你干什么呢?”

5.万里的养生秘诀

在中央领导人中,万里算是较为长寿的。万里年近90岁时,读书、看报还不戴老花镜;走路很快,不用拐杖,也不用人搀扶;和别人谈话,思维敏捷,一语中的。

万伯翱说,父亲的养生秘诀是:三打、两看、一接见,即打桥牌、打网球、打高尔夫球,看文件、看报纸和接见客人。

其实万里年轻时也曾是文学青年,从幼年起,读书便成为万里的爱好和习惯。青年时的他充满幻想,非常喜爱文学,当时他很想成为一名文学家。大学时,他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读书上,尤其酷爱外国名著,最喜欢法、俄两国的文学,对大仲马、雨果、莫泊桑、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都爱不释手。这些作家的作品他都读过。雨果的《悲惨世界》让他看到了劳动人民的苦难人生,《九三年》使他看到了革命的力量。中国文学中,他最喜欢鲁迅的作品,尤为喜欢鲁迅杂文。

网球和桥牌是万里的两大爱好

“文革”期间,万里也像其他老干部一样,受到严重打击。一段时间被“监护”在北京卫戍区,每天面壁思过。他就让家人捎来《鲁迅全集》,利用那段时间,万里将其细看了两遍。“文革”中,万里通读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从中寻找解决中国现状的理论依据。万里后来回忆说:“那段时间能够坐下来读书是不幸中的万幸。”

万伯翱介绍,父亲退休后生活很有规律,每天午饭后要睡上一觉,一般两点钟起床去参加体育活动。每周打三四次桥牌,两次网球,偶尔打一次高尔夫球。万里的桥牌水平比较高,牌友也多,老的少的都有。万里说,他下来之后,什么职务也不干了,唯独桥牌和网球协会名誉会长,他还愿意当。

万里的桥牌水平很不错,曾经和世界桥牌名将、美籍华人杨小燕女士共同合作获得了1984年度世界桥牌最佳牌手奖——所罗门奖,这个奖是发给当年世界最优秀的桥牌手的。

万里自少年时代爱上网球,80余载一直钟情于此,从未放弃。直到94岁时,万里还活跃在网球场上。他曾亲自创建了安徽省第一支专业网球队伍,修建了6片室外网球场。万里曾经与美国总统老布什、澳大利亚总理霍克、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及其他国际友人、爱国华侨等交过手。在访问澳大利亚时万里输给了霍克总理,他风趣地说:“本来旗鼓相当,在中国我赢了他,不能都赢,要互相给面子。”他开玩笑地说,在外交场合,没有妥协是不行的。老布什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时,和万里经常在国际俱乐部相遇。他当选总统后,来中国访问时又专门约万里打网球。

桥牌和网球是万里生命的重要一部分,他永远重复的口头禅“退休不发愁,桥牌加网球,诸多好朋友,国泰民安久,晚年乐悠悠。”

综合环球人物杂志、南国都市报、人民网等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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